東西問丨王義桅：現代化迷思如何破解？

　　中新社北京3月22日電 題：現代化迷思如何破解？

　　作者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2023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式提出十周年。十年前的3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p>

　　今年也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全球發展倡議提出兩周年、全球安全倡議提出一周年。日前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中國提出全新的全球文明倡議，著眼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進步。

　　一系列理念、倡議與行動，破題西方現代化迷思，為人類現代化進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新動能。

　　現代化的迷思

　　“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一概念源于“現代性(modernity)”，是西方宗教革命的產物?；仡櫄v史，14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高舉人文主義大旗，將人從神權中解放，宗教改革又將人從天主教會的束縛中解放，為早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原始財富積累和資產階級革命奠定基礎。通過工業革命、海外殖民、商業擴張以及政治社會變革等，西方現代化步入快車道。

　　西方國家率先實現了現代化，由此很多觀點便認為，西方的現代文明，代表人類文明的終極形態，其他國家只有效仿和走西方化道路，才能實現現代化和文明進步。在他們看來，過去的巴比倫、埃及等文明雖曾輝煌，但已走向消亡，而現有文明是未開化或半開化的。

　　這種將西方化等同于現代化的觀點，是一種概念混淆，本質上是“西方中心主義”。事實上，西方國家通過資本的全球擴張，獲得在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主導地位后，并利用話語優勢將現代化與西方化劃等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又對這套理論稍加修改，將世界分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三六九等，用發展經濟學給發展中國家以追隨發達國家的幻想，企圖使其放棄推翻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1989年，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將以西方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作為歷史發展方向和最終歸宿。近年，美西方又開始搭建所謂“民主與專制”二元對立和“新冷戰”架構，以進一步鞏固“西方中心主義”。

　　西方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是一種“分”的邏輯，其本質是以文明的名義實施全球擴張。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在題為《全球化的本質》一文中表明，大航海時代的歐洲人將其文明通過傳教、商業、暴力等方式向全球范圍擴張、推廣，取得普遍主義的凌駕性支配地位；冷戰后美國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希望在全球推廣其生活方式，進而利用后冷戰單極世界優勢，締造一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

　　從世界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看，西方現代化并不適用于所有國家。很多國家將西方的經驗視為“范本”，移植照搬，全盤西化，卻少能真正實現現代化：有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有些雖走向現代化，如韓國、智利等，卻不得不在政治、安全等方面依附他國。

　　創造“中先生”

　　今天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離不開對西方的學習和借鑒。但這種借鑒不是簡單地否定過去，更不是照搬照抄，以“西化”為代價。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用“馬先生”激活“德先生”“賽先生”，進而創造“中先生”，改變了所謂“有西方現代化即文明，無西方現代化即落后”的思維定勢，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了現代化。

　　中共二十大報告集中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重要特征，即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設立了更為全面的標準。

　　西方由果溯因，將現代化定義為以人—自然關系為主要標志的科技革命引發的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否定了強調人—人關系的中華文明、人—神關系的印度及伊斯蘭文明現代化的可能性。

　　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這種倒果為因的敘事，告別西方現代化造成的“單向度的人”，鼓舞了文明古國實現現代化的信心，并以文明復興揚棄了西方現代化的弊端，提出人的全面發展、人—自然和合共生、和平發展道路的文明意義。

　　除了自身走向現代化，中國也希望與世界分享發展經驗、對現代化的理解，以及政黨在其中的責任。面對一系列世界的現代化之問，中國的回答可概括為“五觀”。

　　一是新的發展觀，如支持和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等內容，呼應了2021年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

　　二是新的安全觀，例如以對話彌合分歧、以合作化解爭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等內容，對應了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最近中國促成沙特與伊朗和解也是這一安全觀的具體體現。

　　三是新的合作觀，共同做大人類社會現代化的“蛋糕”，合作、開放、包容和落實真正的多邊主義，而非拉幫結派、排他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四是新的生態觀，強調碳中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非人類中心主義。

　　最后落腳點是新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打破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開創了文明古國走符合自身國情現代化道路的先河，鼓舞了文明古國的現代化信心，還原了世界現代化的多樣性，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全球文明共同體

　　當今世界風險挑戰不斷增多，全球不確定性持續上升，給和平與發展帶來困難。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世界越是動蕩不安，越處于十字路口之時，越需要強化共識，務實合作。

　　無論是全球發展共同體、全球安全共同體，還是全球生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都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整體框架下的具體方面，展現了中國一以貫之的“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使命擔當。

　　今天，中國提出新的全球文明倡議，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打造全球文明伙伴，以全球文明共同體為最終落腳點。

　　首要前提條件，是尊重世界文明本身的多樣性。文明是復數，而非單數；傳統文化是滋養，而非羈絆。任何國家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都必須建立在本國國情基礎上，而最大的國情是文化基礎，這是無法改變的DNA。

　　世界文明本身具有多樣性，近代以來，西方將自身文明定義為“普世”，對文明多樣性而言可謂一種破壞，今天世界需要回到真正的多樣性。

　　其次，讓文明成為文明，每個國家成為自己。共同體內部應為獨立自主的平等關系，若只是依附關系，便不能稱之為共同體。例如歐洲各國主權平等，通過自愿的主權讓渡行為建立歐洲聯盟，但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中缺乏國家間平等，失去了共同體的意義。當然，歐洲共同體也是同質性的共同體，缺乏對土耳其的包容性，對外產生負外部性。今天，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文明古國，應找到文明自信，推動本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非簡單模仿，甚至依附他國。

　　最后，文明交流互鑒。文明從來不是死的、固定的，而是活的、動態的，不斷與時俱進。人類文明史可以說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鑒、包容、共存的發展史。中國歷史上，從戰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北魏孝文帝改革，唐代佛教禪宗興盛，到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再到今天中國式現代化，都是在文明互鑒中形成的新的創造。人類歷史上，一位西方學者曾說，人類的奇遇中最引人入勝的時候，可能就是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相遇之時：希臘哲學強調人—自然關系，印度哲學強調人—神關系，而中國哲學強調人—人關系。這些文明交流，從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不是復古復辟，更不是模板翻板，而是不斷創新，包括技術、制度、社會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創新：茍日新，日日新。今天的生態文明、數字文明，與過去傳統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有顯著差異，就是一種創新后的新的文明形態。

　　總之，必須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高度去理解全球文明共同體和中國式現代化。全球文明共同體“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是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超越了西方人文主義、現代性關懷，實現人民性與人類性的完美統一，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

　　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其目的不僅是展示文明自信、相互尊重欣賞，更是在交流中創造新的文明形態，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復雜尖銳的難題，找到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出路。(完)

　　作者簡介：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平臺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導師，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曾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近著《世界之問、中國之答：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讀物)《從大寫意到工筆畫：“一帶一路”的理論與實踐》《國之交如何民相親：新時代中國公共外交之道》，專著《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連獲2015年、2016年中國好書，《中國聯通世界》獲中國政府出版獎。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聯合國大會邊會發表“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