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7日 15:36 來源：華人華僑歷史研究
三、新移民社團的背景、特征及問題的分析
(一)背景
新加坡中國新移民社團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活躍，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其一，新移民人口大量增加且以非傳統僑鄉地區來源為主，他們需要成立自主組織以解決心理困境，創造經濟機會。如果傳統社團對新移民吸納有限，新移民更會自主成立社團。這其中的反例是八邑會館，其招新工作比較到位，因此新移民的融入相對順利。2001年，新加坡首個以籍貫區分的留學生團體“新加坡潮汕留學生聯合會” 即“新潮留”成立，會員都是來自廣東潮汕地區的學生。這一組織最開始只是學生自發組織的民間團體，由于新加坡法律限定外國人不能注冊社團組織，在八邑會館的幫助下，“新潮留”正式注冊。此后，八邑會館另于2009年9月成立了對接性的新社團——會館青年團，“新潮留”會員留新后便加入這一社團，成為會館的接班人。這一方面有利于其事業與生活的重新起步，另一方面又為這一歷史悠久的老社團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潮汕地區新移民吸納工作在八邑會館有了良好開端。相比而言，其他社團納新工作則沒有到位，因此新移民不得不自行組織社團。
其二，本地新移民抱團成立各式社團，與心理上文化認同的飄移與失重有一定關聯。新加坡政府在構建華族文化時，有著三大特征，即突出的建構性、變動性及高度的掌控性，草根華族文化基本處于服從地位。但是，縱觀這幾十年，其力圖打造的新加坡式“華族文化”卻一直難以達成，從而導致中下層普通華人在文化上無所適從，新移民也難以在文化上快速融入。原因何在？在筆者看來，主要在于其文化政策內部存在著三大難以解決的矛盾，易造成華族文化上的困惑與彷徨。首先，新加坡政府對待不同族群的矛盾性政策導致華族文化易被解構和稀釋。政府在很多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對少數民族都采取了團體多元主義，以照顧人口處于劣勢的馬來族與泰米爾等少數民族。對于華族，政府則采取了相反的肢解性態度，通過限制方言使用來打破華人內部宗鄉、方言群體抱團的狀況，將華人還原成個體公民來直接與政府接觸。這種雙面性政策及對華族“公民化”的稀釋政策間接影響了華族文化的發展延續，自上而下推廣并替代方言的華語并沒有本土文化土壤可以扎根。其次，新加坡政府的文化政策本身存在建構性與原生性的矛盾。由于建立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及作為小國的憂患意識，新加坡政府強調國家的凝聚力與內部團結，一直秉承文化建構論的邏輯。然而文化認同建構不排斥群體原生的特質，反而需要符號性的“知識”做為素材來“說故事”。而對于新加坡來說，真正有記載的歷史從開埠算起不到兩百年，本地諸如歷史傳說、遺跡等原生性的歷史文化資源非常少，試圖從中尋找群體意識的根據相對比較困難。政府由此不得不倚賴于各民族自身的歷史文化素材。然而，對作為占多數的華族，政府的態度則非常敏感。20世紀8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崇儒家文化和亞洲價值觀，鼓勵學習早期中華文化，孔子等圣賢的畫像被張貼于各中小學的教室內。另一方面，又唯恐華族文化獨大可能會侵蝕其他民族的國家認同，因此對華族文化發展又限制重重。政府這種既需要又排斥、既限制又鼓勵的矛盾態度，讓處于被引導地位的中下層華人無所適從。最后，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建構過程中存在著中華源流與本土化之間的矛盾。新加坡的華族移民至此不過一兩百年的歷史，其文化與中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新加坡政府力圖在文化認同上去中國化時總是繞不過這一瓶頸。2014年8月，在新加坡四十九周年國慶大會上，總理李顯龍自豪地宣告：“經過多年的醞釀，新加坡華族文化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南洋風格�！痹谛录悠旅襟w上掀起了所謂的“南洋風”與“新華風”(新加坡華族風格)的爭鋒�！靶氯A風”派認為，“南洋”這一稱呼仍是從中國視角來觀察新加坡，“請堂堂正正地掛出‘新華’的文化品牌，這不光事關我們的文化事業能否超出狹小的國門，而是我們要如何自列于世界文化之林”。對此，有人提出置疑，認為“獨特的‘新華風'有沒有可能形成？”因為目前在新加坡，只有文學與語言領域被稱為“新華文學”，其他藝術門類如書法、音樂等，能獨成一家并產生影響的幾乎沒有。 由此，對于新移民來說，在主動尋求本土文化的融入時，卻面臨著當地文化的漂移與陷落，大量建立的新移民社團正滿足了他們心理上的失落與空虛感。筆者曾采訪一位社團成員鮑姓新移民，她移民至新加坡已有十多年，但仍不能認同本地文化，“雖然政府組織的各種文化活動很多，卻沒有根與靈魂，無所適從�！�
其三，各個社團(包括虛擬社團)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與其創始人有極大關聯。譬如天府會，據筆者采訪所知，會長杜志強喜愛結交朋友。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后，經他介紹到新加坡工作的也是四川人居多。1992—1995年，他組織了多次聚會，1996年聚會規模達到600人之多。此后天府會便開始正式走上社團的發展道路。 另外，上述虛擬同鄉會的爆發式增長，也與一名杰出的中國新移民L先生有關，作為新加坡保險業的精英，正是他通過自身豐富的人脈資源，創辦了34個微信同鄉群，且積極參與、組織各個群的實體活動。
(二)特征
與本地華人老社團相比，這些新移民社團有著以下幾個顯著的特征。
首先，功能上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指向性非常明顯。這也是為什么其領袖非但不似老社團僑領均為本地商界及僑界的權威人士，反而是與內地聯系緊密、有一定社會資本的人士。這些社團最重要的職能是建立一個結合新加坡本地與中國間的商業平臺。這個平臺從兩個層面發揮作用。第一，橫向上看，它為社團內部成員之間搭建商業網絡，為其生存發展提供機遇。譬如天府會會長杜志強就認為：“我們的商業互助、資訊互助，和這個幫助大家開創事業的互助上是最大的。我們經常交流、吃飯、聚會，都在講我們哪個理事現在在做什么、我們哪個地方有什么項目，我們哪個地方有什么商機。然后我們互通信息，結果一下子我們會里面有好幾十個在開創自己的企業，都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縱向上，它成為普通商界人士與中國政府間接觸與溝通的載體。與當代商業網絡發展同步，新移民商業網絡的重要特征便是跨國性與流動性，中國大陸由于其天然的親緣性與機遇，成為他們投資的重要目的地，而這需要一個功能性的、半官方組織進行溝通，新移民社團正好承擔了這一角色。就本地普通新移民商業人士來說，社團的這一功能也是凝聚他們積極參加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在社團活動中，“有請到部長還有社會的一些名人，他們(理事、會員)覺得挺好，……建立一些Networking, 又能受到別人的尊重。他們就會自己主動地想參與……”。另一方面， 對于這些新移民本身來說，“他們能夠跟中國當地政府的一些不同的部門、不同的階層的人有很多溝通，……(對)當地的一些業務有很多溝通、有很多幫助�！� 在這種背景下，新移民社團包括虛擬社團的商業驅動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與上述特點相關的是，新移民社團的心理凝聚功能有式微的趨勢。盡管社團為新移民的文化心理認同提供了緩沖中介，但在個人立足與發展面前，原先那種守望相助，非本地人、本姓人不幫的思想已經過時。這與老社團目前出現的問題比較類似，也是為何近年來成立的新移民社團一般都身兼社團與商會兩種職能的原因，同時是很多地緣性社團擴充成員來源地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商業利益的取向，一方面有利于鼓勵成員參與社團活動的積極性，從而促進社團本身的快速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又易導致社團紐帶的單一化，從而弱化其組織凝聚力。作為地緣性社團，其成員必定來自各個階層，而商業利益紐帶的強化，會使得其內部的階層分化更加明顯，組織也更加松散。譬如筆者在采訪虛擬社團發起人L先生時就得知，在創建各地同鄉會的過程中，部分同鄉在取得一定人際網絡后，便另立山頭，建立起各自的同鄉商會、同鄉精英會。 實體社團內部商界與其他階層間的距離表現得也比較明顯，而且很多直接以中上層商界精英為招募對象，下層勞工與普通工種人員不受其歡迎。
最后，與新加坡傳統社團一般具有多種社會功能、有著相對緊密的內部組織機構不同， 現在社團的組織形式更松散 , 一般只起商貿信息交流和組織聚會的功能， 但是聚會頻繁，參與者眾多 。 這一點與其他國家的新移民社團基本相同。盡管資料顯示，天府會與華源會都有著非常詳細的理事結構與明確分工，成員似乎各司其職，但實際運行過程中，基本只依賴約二十幾人的核心成員進行決策。其運行機制一般是由會長提出議案、核心成員會餐方式討論、會長定奪、秘書招集義工具體執行。會員大會召開機會非常少，領袖發揮的作用明顯過大。但成員可能會頻繁參加各種有利于個體發展的活動。
(三)存在的問題
如上所述，這些新移民社團結構上的松散及商業化的取向可能會產生以下問題。
首先，結構上過于松散會導致內部運作制度化不夠，理事、職員任免比較隨意。很多社團并沒有為工作人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與平臺，導致其對社團沒有歸屬感，直接影響了社團事務的處理及發展。其內部的運作機制也較不規范，社團事務易為部分核心人員所操控。同時，部分社團內部關系復雜，會員為利益互相傾軋，諸如互相投訴、拉幫結派等行為導致社團多次分裂。其次，社團突出的商業化取向可能會導致部分理事與會員參與社團功利性明顯，甚至把參與社團當作賺錢的機會與平臺。據筆者調研顯示，在不少社團的網絡平臺上活躍的基本都是從事保險或者產業經紀這些需要發達人脈網絡的會員，他們入會本身就有非常明確的目的。此外，社團上層部分人員也常常利用社團事務來謀取利益，他們并不關心社團本身的發展。
新加坡新移民社團出現上述特點與問題，有原因可尋。與其他國家相比，新加坡75%以上的華人構成及政府的正面融合政策使得一般移民社團常常具備的族群凝聚功能大大削弱了。族群意識所內含的種族與文化二重維度的認同感，可以跨越群體內部階層及其他界線，是移民組織團結的重要紐帶，此為多位學者的共識。 譬如美國的臺灣新移民，盡管來自勞工階級、小商家階級和專業人才階級，當他們要組建社團時，就“跨越了階級的界限，而訴求于族群意識”。 對新加坡而言，本身并不存在中國新移民與本地主要居民間的種族差異，新移民與本地居民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文化認同上。近年來，盡管群體間文化差異及對立比較明顯，社會上也出現了對新移民的非議，但政府對新移民態度則是正面性的鼓勵融入，強化他們對新加坡身份認同的四個關鍵價值觀，即履行國家兵役責任、遵守法律法規、擁抱多元文化、堅持選賢任能，使其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在政府強力引導下，無論是綜合性社團還是地緣性社團都為促進融入而頻繁參與當地文化事業，對社團本身文化凝聚要素反而不能過分彰顯。因此，社團內不同階層凝聚力不強，易產生分化，大部分社團運作也很散亂。一般而言，普通社團成員積極參與活動，主要出于兩個原因，即體現他們的“集體意識”以及試圖建立商業與社會聯系的愿望。 既然社團成員的群體意識本身并不強烈，那么他們積極參與社團活動的后一原因自然更突出一些，上述社團商業化取向及成員的功利化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而言之，與當地華人老社團相比，無論是注冊在案的實體社團，還是網絡同鄉會，這些近二十年發展起來的各種新加坡中國大陸新移民社團，有著比較鮮明的特點與功能。它們迎合了快速增長的新移民群體文化上、經濟上的需求，也為加強中新交流做出了貢獻。但其過于迅速的發展態勢及非制度化的運行，也導致內部出現了一定問題，未來可能會經歷一個調整與整合的過程。(作者：華中師范大學 彭慧)
